景汉朝：在法治实践中提炼升华法学理论

遍在就是不遗漏任何一物，而成为每一物的体。

42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9页。什么是孝？孝是处理子女与父母等长辈（包括去世的祖辈）等之间的关系方式。

或者说，圣人依据天道来制定人道：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因此，对鬼神的关注其实便是对天地自然界的关注，或者说，人神关系便是天人之辨的一种形式。那么，谁是这个生命体的主宰者呢？这便是摆在儒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天人之辨即天人关系说，它主要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

‘几字看得清，则‘独字才分晓。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从而开辟了儒家突出人类主体性地位、肯定人间生活的价值与作用的人文主义之路。那里有免费的医疗，有精美的佳酿，还有独树一帜的电影。

——可不管怎么说，孔子思想中千古不磨的精义，还是有可能再次扭转当今的礼崩乐坏，只要我们既能牢牢记取它的精神内核，也时刻不忘它已然做出的历史功绩： 最显得奥妙无穷的，也是既不同于基督教、又不同于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地方却在于，即使面对着如此严峻而无常的价值缺口，且不说那是否构成了它的最大优点，至少儒学思想之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并没有把独断的告谕当作出发点，也不去求助于对下民的威胁恫吓，却也并没有为此而贬损人本身的积极潜能。[4] 发人深省的是，作为一种可以亲身核验的印证，我们还可以再举出当今的北欧来，那边的几个堪称发展典范的国家，也同样属于无宗教而有道德的世俗社会，从而也同样证明了孔子提出的人生解决方案，远不止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可能性。进入专题： 儒家 德教 。因而，至少就本节的论题而言，这里就有必要先来挑明：这意味着在孔子的逻辑次序中，就算作为道德内核的仁学，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重点，然而，相对于构成了出发点的认识而言，它仍不具备学理上的优先性，仍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仍要被限定在认识边界之内，所以无论如何，它本身也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

甚至可以说，其他文明类型——也包括其他轴心文明——的创立者，之所以要选择其他人生解决方案，应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鉴于知识本身的危险性，才不得不把真实的人生价值，寄托在虚拟的超越性存在之上。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才能领悟到《德育鉴》的历史意义，理解梁启超如何在当年的紧要关口，再次去呼唤传统德教的现代回归。

[6] （三） 那么，再回到学理的逻辑次第来。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丹麦和瑞典，它们或许是当今世界最不信教的两个国家，又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信教的两个国家。所以无论如何，如果只顾着去破字当头，就绝无什么立也就在其中的便宜事。[7] 注 释： [1]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 141页。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竟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率先启动了祛除巫魅的理性化进程，就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性，包括也同样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性，这样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勇敢的，甚至可以说是大无畏的。——它甚至还提供了这样的文化暗示，并借此构筑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前理解：正是在这样的危殆、紧张和忧患中，每个社会成员反而获得了不断进学乃至成圣的潜能，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我们基于他本人的立场，会发现唯有这种殷勤劝学的精神，才是须臾不可少离、必须终身持守的，否则也就谈不上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了。

事实上，正因为先秦儒家既坚定又清醒地，主张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才会导致对于祛除巫魅的坚持，才会导致子不语怪、力、乱、神。事实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宗教意味。

不过，一旦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这种勇敢的、大无畏的理性态度，它本身又需要去小心谨慎、甚至战战兢兢地予以落实。[7]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218页。

此外，那里教育体制完善，建筑富有创意，经济发展迅猛，艺术备受支持。[1] 由此也就意味着，虽则《论语》上那些相关的说法，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或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肯定已属于尽人皆知的名言，也一般也都被认作人生至理，然而，这究竟在学理上意味着什么，恐怕以往并不曾被好好探究过。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由此也就反证出，倒反而是一种从认识本位出发的文明，却必须以理性去开展道德的教化，否则就无法落实价值的规范，由此就凸显出德教的重要性来了。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同样看到了，那些放言无忌的现代西方哲人，一旦既要去坚守人类的理性，又要去面对理性的有限性，也就无形中毁掉了文明的根基。就此而言，看似有些缠绕乃至吊诡的是，一方面，正因为儒学的根基或起始处，乃是认识本位、而非伦理本位的，它才从来都只是一种学、而非一种教。

那里绝大多数人民都缺乏宗教情感：他们不崇信耶稣或毗湿奴，也不尊崇经文，不祷告，也不相信世界几大信仰的基本教义。[3]刘东：《传统的毁弃与更生：关于当代文化问题的对话》，《国学的当代性》，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02-303页。

（《论语·阳货》） （二） 不过，在学理上更加吃重的是，对于知识本位的这种先行奠定，虽则具有其无可辩驳的道理，可不管对当年的孔子、还是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都并不是思想问题的终结，而毋宁在另一层意义上，倒属于更加严峻的问题的开始。就像在喧嚣震荡的虔信星球之上，以及不断膨胀的神圣大海之上，漂浮着两艘历经风浪且怡然自得的救生艇，那是象征世俗生活的丹麦和瑞典。

也就是说，如果在启蒙运动的初始阶段，人类曾经信心满满地以为，只有在彻底摆脱了上帝之后，才会反衬出自身的强大与伟岸，那么，等到这种对于清醒和成熟的渴望，发展到了启蒙运动的后期，那么，还是在伏尔泰当年的这块土地上，人们居然感到了自由的眩晕，倒觉得一旦真正失却了上帝之后，心灵反而越发地找不到北了。尽管近年来丹麦和瑞典两国媒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报道与宗教相关的话题，但其宗旨不过是帮助本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奇怪现象，在那些国度，宗教似乎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4]刘东：《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梁启超德育鉴一书弁言》，载自梁启超《德育鉴》，刘东评议，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9页。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一） 从前文的话题引申而来，到这里就有必要接着探讨：为什么故有的传统美德，对于梁启超来说是如此重要？ 不过，如果想从根上就弄清这一点，那么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却需要先从思想上绕个弯子，不是先去宣讲道德的信条，而是先来澄清认识的能力。

当然，如果反过来说，这种简直被连根拔起的当代生活，也同样让我们像梁启超那样，痛悔地领悟到道德本心的重要性，——恰如我曾在《德育鉴·弁言》中所说，正是由儒学所沁润的这种道德本心，才曾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基点，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支撑起一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在这方面的判断始终未曾动摇。恰恰相反，它倒是正面鼓励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尽量去调动和开发自己的理性，以重新开启充满紧迫感的、只属于这一个人的学术探索。

[3] 联系到前文中的叙述，这不免又使我们联想起，在《新民说》中闪出裂缝的梁启超，当年就已经遭遇了这样的真空。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史的事实又告诉我们，孔子的思想并非只属于或然的可能性，它还进一步在他身后的文化实践中，被逐渐落实成了确然的现实性。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既是这样，我们再参照当今社会的价值真空，就足以综合起历史的正反两面，去领悟摈弃了上帝的世俗社会，既有可能表现为自足自律的，也有可能表现为连根拔起的，既有可能具有更高的幸福指数，也有可能具有更差的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属于良善和谐的，也有可能属于腐恶衰败的，而此中的关键就在于，在能否有效地对人们施以德教，从而对整个的社会风气，都进行道德上的规范、矫正与导引。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论语》的记载中，看出孔子所施行的教化手段，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再如子路问成人。[2] 出于同样的道理，在当今这个世风日下的年代，无神论存在主义所面对的这种风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正在面对的风险，而且其思想上的深层原因，也同样是因为对于不可相信的东西，都同样坚持了不予采信的态度。那里的医院明亮整洁，企业欣欣向荣。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这是因为，正如我在别的著作中已经挑明的，至少从孔子本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至少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其实跟俗常的理解正好相反，倒是禀有那类立场的西方思想家，说到底才属于所谓‘伦理本位的，而不懈坚持‘知之为知之的儒家，相形之下毋宁是‘认识本位的，即使它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样做需要非凡的勇气。[5] 菲尔·朱克曼：《引言》，《自足的世俗社会》，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2-3页。

而且，这个攀援与上进的过程也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其他人生解决方案，只需要假托或虚妄地告诉你，还有个超越性存在正高居其上，要求你去严守摩西十诫之类的道德，所以，在其他文明类型中真正吃紧的，就从来都不是道德、而只会是宗教。

也才会导致对于世俗社会的缔造与坚守，从而催生出一种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类型。所以，就像孔子自述的那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